刊登於 JMen Magazine 01 Jan 2010

對很多創作人來說，「妥協」一詞往往貶義，那是對自身創作自由的背離、對自我價值的出賣，一旦作出妥協，便被套上「商業」的框框，彷彿是身份價值的崩潰。然而，伍樂城 (Ronald) 在妥協上找到價值之餘，在創作自主性上卻拿捏得相當準確，在創作和商業上取得平均，才能夠在這片土地上，在有限的空間，發揮出無限的創意。這是妥協的藝術。

文：Timm Law & Kevin Mo Yung　圖：Ringo @ Aperture studio & Ronald Ng

為本土流行音樂界培養新血，需要很強的使命及責任感。觀乎 Ronald 身兼音樂人及音樂學院校長，對流行音樂界影響深遠，身負何等巨大的使命感，但 Ronald 卻戲稱自己沒有那麼重要。 Ronald 在三年前開辦了伯樂音樂學院，由一名幕後創作音樂人，以另一種型式推動香港的音樂發展。「開辦這間學院，是希望能夠培育更多不同類型及風格的音樂創作人，我們任何類型的音樂都會教授，甚至有學員曾在這裡學習粵曲！對比起作為音樂人，作為校長的負責感遠大得多，畢竟音樂人只需對自己負責，校長卻需要對學員、對業界甚至社會負責，當中涉及很多客觀因素考慮，需要作出不少妥協，而且決定往往不只影響我一個人，而是整間學院及學員，責任大得多。」

創作上尋找最高妥協
作為音樂人的使命感，就是對音樂質素寸步不讓。「我想所謂責任感或使命感，是對音樂創作的要求，由讀完書回港到入行，我都只是抱著想做好自己音樂的想法，因此，我想所謂的使命感，就是在音樂上的要求做到最好，這是每一個音樂人最基本的要求。盡了自己最大的能力，作品在市場上的迴響多與少，就並不是創作人能夠決定的，往往要取決於天時、地利、人和，例如填詞人的配合，推出作品時的大氣候等等。」他又認為，香港是大中華地區中最難做的地方，尤其是現在，「主要原因當然是市場太細，另外要電台肯首播放新人的作品都是一個困難，對比起其他地方，就算只做 Jazz，在美國都能夠生存，但在香港這片土地就一定沒有可能。要在香港生存，就一定要學懂如何去妥協。我初入行的時候，就像其他新人一樣，往往站在自己的角度看世界，堅持自己是最好的。」

“ 我設有一條底線，既要滿足客人，亦要做到自己想做的東西。”
「事實上，一首成功的作品，質素固然緊要，但市場上的配合亦佔了重要部份，新人很容易忽略了唱片公司的想法、歌手的想法、市場上的配合，以自己的想法淹沒一切。當然在其他地方可以這樣，但在香港這片有限的空間，不妥協就不能繼續生存，不生存意味不能做音樂人，這是矛盾的，卻是事實。然而，妥協是一種藝術，音樂人在某些重要的時間需要堅持，在可以讓步的地方讓步，至於實際上如何取捨，則是經驗之談。總之，擇善固執，是香港音樂人的生存法則。」

天賦不是一切
香港從事創作難出頭，這並不是新聞。然而，縱橫音樂圈多年，Ronald 眼見不少新晉音樂人雖有才華，卻沒有好好利用，對此他感到相當可惜。「無論幕前幕後，有天賦的音樂人一定感覺到自己的能力，但我可以告訴你，有天份的音樂人，香港並不鮮見，一個新人，如果他／她覺得自己擁有天賦就不去努力，抱持自以為是的心態，他必定不能成功。真正有才華的人，會懂得將天賦結合努力，發展出更好的潛能，因此，成功與否取決於努力的程度。進而，努力是有階段性的，音樂人需要挑戰努力的極限，先做好當前的極限，再去挑戰下一個極限，這才是音樂人的責任。」

不能妥協之處
當然，並不是每件事都能夠妥協。 Ronald 工作繁忙，但他卻笑言，生活節奏並不能夠緊張。「我盡量保持情緒穩定，不讓情緒起伏太多，因為我明白，情緒像病例一樣會傳染的，面對不愉快的事情，不停釋出負面情緒只會令情況愈來愈糟，保持平常心，處之泰然，事情總有辦法解決。」

文章轉載自 JMen Magazine